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以后的事情就惊心动魄了，老夏带了一个人高转数起步，车头猛抬了起来，旁边的人看了纷纷叫好，而老夏本人显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情况，大叫一声不好，然后猛地收油，车头落到地上以后，老夏惊魂未定，慢悠悠将此车开动起来，然后到了路况比较好的地方，此人突发神勇，一把大油门，然后我只感觉车子拽着人跑，我扶紧油箱说不行了要掉下去了，然后老夏自豪地说：废话，你抱着我不就掉不下去了。

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北京一直考虑要一个越野车。

当年始终不曾下过像南方一样连绵不绝的雨，偶然几滴都让我们误以为是楼上的家伙吐痰不慎，这样的气候很是让人感觉压抑，虽然远山远水空气清新，但是我们依旧觉得这个地方空旷无聊，除了一次偶然吃到一家小店里美味的拉面以外，日子过得丝毫没有亮色。

当年冬天一月，我开车去吴淞口看长江，可能看得过于入神，所以用眼过度，开车回来的时候在逸仙路高架上睡着。躺医院一个礼拜，期间收到很多贺卡，全部送给护士。